又到了3·15，又到了消费者扬眉吐气的日子，电视台又开始播出声泪俱下的维权故事。3·15这一天让人激动和快慰，又让人恐惧。快慰是因为可以痛快地说出自己对消费环境和自身遭遇的不满，恐惧是因为在听到、看到太多的讲述和控诉后，更加丧失了对消费的信心。

　　3·15前后，全国各地不同的媒介纷纷发布自己的消费侵权“十大”，比如“十大霸王条款”，“十大典型侵权案例”，“电信十大投诉热点”，“十大问题食品”，“侵害消费者安全健康权益十大投诉案件”，“被曝光的十大企业”，“最令人厌恶的十大商业噱头”……不同类别和地域的消费侵权“十大”至少有几十种之多。消费侵权“十大”的虚胖有什么意味呢？首先，它说明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日渐高涨，维权途径也与过去相比多了起来，媒体在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又集中反映出，中国的消费环境还十分恶劣，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商品及服务仍旧猖獗，消费者旧伤未愈又添新愁。

　　40多年前的3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总统特别咨文，首次提出消费者享有四大权利，即有权获得安全保障，有权获得正确资料，有权自由决定选择，有权提出消费意见。综观我们所评选出的各种“十大”，仍未逃出对这四项权利的侵害。

　　侵害之所以发生，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不法商家见利忘义，违背诚信原则；二是制度与法律环境存在重大疏漏；三是政府监管部门没有尽职尽责。以电信欺诈为例，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曾经指出，每年中国电信领域产生的欺诈性收费高达70亿人民币，如此高昂的欺诈金额之所以能够“兵不血刃”地产生，就在于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完全没有得到保障，就在于通信领域的法律法规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让不法运营商和增值服务提供商钻了空子，其中更隐蔽而又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是，信息产业部和各地的通信管理机关没有实行严格的监管。众所周知，短信欺诈、短信强行订制和诱骗使用的问题由来已久，但信产部在很长一段时期缺乏监管敏感，短信管理的规章始终没有出台，对鱼龙混杂的SP也缺乏必要的整治与约束。

　　不难看出，每一个消费侵权“十大”的背后，都包含着一种不乏悲情的民意诉求，那就是，中国的经济领域应尽快建设信用体系、培养诚信风气；涉及消费者权益的制度与法律应跟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节奏；政府监管机构应恪尽职守，当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而在这个制度和风气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监管机构必须起到关键作用，如完善市场规则，积极行政，主动和敏感执法，还应根据舆论焦点和投诉热点及时调整自身的工作方向。在市场积弊难除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应该成为消费者的“娘家”，而不能把消费者扔给作为民间团体的消费者协会，更不能让消费者投告无门。

　　什么时候消费侵权“十大”成功地瘦身了，消费者的春天才算真正来临，那时候的3·15也就可以撩去悲情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