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比网意更接近民意？

　　日前，知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某报的论坛上就网民与改革的问题发表看法，“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

　　就在4月11日，新华社的《半月谈》杂志还以《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论，民意汇入中南海》为题，报道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也在网上了解民意的新闻，体现了执政者与时俱进、广纳民意的胸襟。新闻一石击起千重浪，获得网民们的广泛赞誉与支持。今天，就听到专家的不同声音。

　　有不同声音是好事，敢于在一边倒的声音中发表不同意见更是难得，精神可嘉，但是勇气归勇气，事实归事实，樊纲先生对于网民的蔑视是值得商榷的。应该承认，“网民（或者称为网意）不能代表民意”这个判断似乎也难以驳倒，关于什么是民意，从来就有很多辩证的判断，或者说存在着相当的争议，它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如果说网意不能代表民意，那请樊先生告诉我，还有什么比网意更接近民意？

　　权威声音？我们的社会什么都缺乏，但从来就不缺乏权威，权威的声音永远是垄断着几乎所有的传播资源的强势声音，结果我们发现不但从来就把为人民服务的机关，难以做到听民意恤民情顺民心，就连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权力机构有时也难免脱离民意；专家声音？民主社会是一个专家的社会，他们高高在上，占据着强大的话语权，可是纵观近年来国内专家的表现，委实令公众有些失望。他们或故作惊人之语以示深奥，或昏聩颟顸不知所云，或依附权势甘作犬儒，或跻身利益集团为其代言……去年底，著名学者丁学良质疑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就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是寥若晨星，声音微弱……

　　而互联网呢？或许那些妖魔化互联网的专家首先别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网民已达1亿多。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如果1亿人的声音都不能代表民意，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接近民意？这里要提醒樊纲先生的是，在这1亿多的网民中，或许真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或者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并不多，但是网民们也不是孤家寡人，他们也有在田里干活、城里务工的农民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他们也会为农民、农民工代言，不信就看看有关农村新闻的网评吧。

　　一个人的意见也许会受到个人利益的浮云遮蔽而失之于偏颇、偏激甚至是荒谬的，但当发言的基数的几何级数增大，千千万万不同阶层、不同学力、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人同时发言时，其总体思路与意见是平和的、理性的、清晰的，民意也就显露出来，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网络传播正日益成为中国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的平台、方式之一，它必将对未来的社会经济、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政府、专家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而在时下，如果网民能“左右”政府政策走向，那真是一幸事，专家应对此感到高兴才是，没有必要惶恐不安。

请问樊纲 网民声音不能代表民意谁能代表民意

　　知名经济学家樊纲近日在某报的论坛上就网民与改革的问题发表看法，称“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

　　“网民不能代表民意”，樊纲先生的理由是，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绝大部分农民和民工是没法上网，这话看似有理，但其实动动脑子就会发现，樊纲实在缺乏常识。农民和民工不会上网，但是，他们的儿子可能就在网上，他们的亲戚朋友会上网，或者说了解他们的人会上网。这些人作为网民，不能成为农民和民工的代表吗？

　　樊纲先生把网民想象成了一个个单独的原子，把网民与整个社会的普遍联系切割开来，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

　　此外，我想，网民也不能被简单地定性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现在网民总数已经突破1亿，在这里面，有知识分子，有学生，有企业员工，有下岗工人，当然，也一定有农民和民工。尽管比例不怎么平衡，但是，谁敢把这样一个囊括几乎所有阶层的群体称为“特殊群体”？樊纲先生大约以为，网民都是一群不学无术、整天就知道拍砖骂娘的人。你错了。网民中不乏像你这样的知识精英，像你这样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学者。既然你樊纲先生可以为国家献计献策，凭啥网民就不行？

　　相信，有空的时候，樊纲先生也会上上网，这时候，你也就成了一个网民。事实上，“樊纲”两个字，在网上的出现频率很高。在网络里，有樊纲先生说的话、接受的采访，还有樊纲先生的论文、调查报告和文章。可以这样说，樊纲先生在网上说的话比大多数普通网民都多。如果说“网民不能代表民意”，那么，樊纲先生在网上的言论是不是也全是废话？

　　网民声音不能代表民意，那谁能代表民意？按照樊纲先生的意思，难道，只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才是民意代表吗？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是民意的表达场所吗？正如网友所言，网民也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们的声音，至少也代表了某部分人民的意愿。政府应该重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声音，难道，就可以忽视那1亿多网民的声音吗？

　　网络是个虚拟社会，但却也是我们生活领域的延伸，也是我们表达观点的场所之一，事实上，现在许多争论，都是在网络上开始的，最后又传播到纸质媒体和电视、广播上；而且，现实中的争论，也会被搬上网络以供讨论。网络这个场所，可以说，是旷古以来最大也最民主的辩论场所。在这里面，可以不用顾忌会受到打压，而且谁都有充分的表达空间和时间，也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这样的场所，理应成为政府考察民意的重要领域才是。

主流经济学家言论被指责怪不得网民

　　目前主流经济学家们，不，乃至整个经济学界都备受煎熬。仿佛衣冠楚楚的经济学家们被“识破”了其狰狞面目一样。但凡经济学家发言，总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指责、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这怪不得别人。凡事有其果必有其因。

     凯恩斯在他那影响了整个人类对经济社会的宏观政策《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末尾有一段话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之前的某个学人。”这话说太有名了，以至于为经济学家奉若神明。由此引起了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们怎样的心理微妙变化难以猜测，然而由此误导了后来不少的许多经济学家却是事实。在被误导的经济学家队伍中，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受害最深。

　　应该说，凯氏的这段话是深邃的。然而许多人都并未觉察他是站在经济学之上来讲这些话的。他的本意是要强调，任何一个执政的政治家，都是这样或者那样思想的执行者，因而也是这种或者那种思想的“奴隶”。经济学家的思想当然也是影响政治家的主要力量。但是，将一种思想变为实践，是政治家的事，是实践家的功劳。而且，实践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思想家再伟大，也不能通吃，将一切功劳尽归已有。除非你是通才、通权，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还是实践家。中国的经济学家，由于在改革中突然有机会或多或少地参预国家宏观战略与经济政策的酝酿、制订，时不时地能与最高层领导对话、充当考察时的随员，甚至有时会在领导的口中或者中央的文件中找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语(那怕其实许多人都说过的那些话语)，而令他们大喜过望(我们已经从他们中一些人近来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获得印证)。自己或者他人过高地估计经济学家的作用也由此滋生。在整个改革的年代中，这种舆论飞舞张扬。同仁胡雪飞似乎比较冷静，他在《中国证券报》撰文指出，凯恩斯这段话，夸大了经济学的力量，拔高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在现实中，尤其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对经济的运作，或者说对决策者和执行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即使在近20多年来，经济学取得了显学地位，经济学家摆脱了解释政策的工具的附庸地位并且拥有了异乎寻常的话语权之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对现实，具体地说，对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影响也不能估计过高。

　　笼统地对着经济学界这样说似乎不尽公平，因为事实上主要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改革中时常夸赞自己的作用。就“主流经济学”说法本身，就有占优夸大之嫌。主流，是指学说、学派还是指人？如果是前者，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然是主流；如果指后者，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怎么成为主流思想的提供者。现在看来，主流的说法、主流的流行极令人生疑。确实很难说清这个“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如何而来的，正像很难说清社会上流传的经济学界“N大名旦”，“京都N少”，“进京N杰”之类的说法是如何来的一样。编段子的人很多，但流行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除过你的段子足够有趣之外还要足够的媒体资源。

　　正当人们对主流经济学大加批评甚至批判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很恰当？改革是一个实践，经济学家的思想只是思想。正如目前改革的成果不能全算在经济学家的头之一样，它的过失也不能全算在他们的头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总以为自己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主要供应商，他们的经济学观点被当局采用，已经或者正在变为经济政策。但真正的实践与他们的观点、建议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论功也罢，论过也罢，对参预改革中的每一类角色只能在他们那个层次上进行评判与评价。不能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曾经夸大其辞地说过他们对改革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将过失也如同他们说过功劳那样算给他们。正像一个看门老头给人们说，这个单位的安全由他全面负责，一旦真的出了什么安全事故，也不能因为他说过那句话而要那个老头承担可能必然由职能部门、主管领导负责的渎职责任。

　　我历来有一种看法，中央制订各项发展战略，政府制订各项经济政策，决不全是首长们的自己的思想与研究成果，它是对包括专业学者与业余爱好者探讨的思想成果、实践者们探索的经验体会所得的汲取与吸收。正确的政策，必然从历史与现行研究成果中寻找思想智慧与理论依据，必然从学术中吸收营养。

　　经济学家应当清楚，可能在中央的文件中，有某些学者的观点、语句，但并不能说明这就是学者们的直接成果。可能有些文件是由某些学者起草、修改而出台的，但这也决不能理解为这是他本人的思想表达与表述。中央文件，政府的各项政策，学者们参预是一回事，指导思想、主要观点与表述，不仅是领导层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一定要经过领导层集体智慧的过虑、提升与敲定，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将前者重叠后者，可能是学者们的偏好。

　　在过去的年代中我们看到，有的学者参预了政策制订、文件起草的工作，于是有的人便沾沾自喜甚至有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们不仅在自己的文章中时时有意披露，而且接受各地政府与利益集团的邀请，到处做报告，讲解某某文件的起草过程，讲解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讲解首长在这个过程中与自己的交往。这些不恰当的行为与职业道德是相悖的，这事实上在为经济学家队伍整体抹黑。反倒是老一辈的学者堪称楷模，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央起草文件，为领导人起草讲话稿，可他们从来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从不在外对此夸耀，甚至在自己家里也不例外。

　　学者就是学者，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他们的人格与学术是独立的，他们的真正作用仅限于独立贡献思想。把这些理论观点、见解与建议变为政策，是政策研究者与政治家们的事。由于被称之为主流的经济学家们不适当地将自己的作用说得(有时也可能做得)跨越边界，因而为日后受指责埋下了伏笔。在顺风的环境下，比如在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改革硕果累累，人们一片欢庆的形势下，经济学家们说，这是他们的功劳，人们可能不会太介意，也可能不会太计较。然而，一当改革中出现问题或者改革中问题暴露的时候，人们会想到，谁应当为改革的弊端乃至某些局部失败负上责任？你不是说，改革的功能是你的吗，那末责任也必须是你的。你要了奖章，它有正面的光彩也必然有背面的暗淡。

　　中国有句俗语叫“占什么便宜吃什么亏”，眼下主流经济学家们正在验证这句俗得不能再俗的民谚。所谓种牡丹者得花，种荆棘者得刺。真的怪不得民众，怪不得网民，他们与诸位阁下无冤无仇，他们表达的是一种公共情绪。要怪只能怪自己掠改革成果尽为已有，要怪只能怪自己在春风得意之时的马蹄疾，要怪只能怪自己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忽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这叫做自作自受，作茧自缚。

　　网络是新世纪的伟大成果，网络媒体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自由，最为快捷，最为平等，最为民主而且即时互动的载体。尽管也有政府管制，但比起人文史上的任何一种宽松语境来说，它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创世纪划时代的。网络民意也许有些过激，也许有些过分，也许有些过错，但这不要紧，它是一剂清凉药，能够令经济学家们冷静下来思考。而且他们中的许多见解，还是十分精当，相当尖锐，非常智慧。对公众情绪必须要有正确态度。尽管我个人的某些文章某些观点也时常在网络上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我还是为它带来真正的草根时代欢呼！

　　主流经济学家与其与网络较劲，不如倾听民意，这样方能解套自己。

 樊纲称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引发争议

　　“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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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

　　4月3日，知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某报的论坛上就网民与改革的问题发表看法，称“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5日，网友cfd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发表题为《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的帖子，赞成樊纲的观点，并提出“（网络）这个新事物中包含着一些新的问题，一些人在网上攻击改革开放，乱发表意见，搞得决策者无所适从。”帖子一出，关于“网上言论能左右国家政策吗”的话题马上引起网友连日的激辩。

　　网友cfd的帖子里一上来就以“樊纲最近指出”为开头推荐了一段话：“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

　　随后cfd认为樊纲说得很好，很有针对性。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网络）这个新事物中包含着一些新的问题，一些人在网上攻击改革开放，乱发表意见，搞得决策者无所适从”，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几点很重要：1、要搞清发表某种意见的网民的数量。因为许多人在网上写帖子，一张口就是“人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谁。2、“上报”制度需要改革。因为，如果按照现在的“上报”制度，这些少数人的意见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民意”而回报给上面，使中央失去正确的判断。3、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不会被少数人的网上言论所影响。4、言论自由应该主要在报纸、杂志上实现。因为，网络是匿名的，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毫无自律可言、许多人是根本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们很难从网络的言论自由中得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帖子出来后，马上引起网友的强烈关注，用论坛版主的话说就是“这一帖子就像往深水区扔进了一个重磅炸弹，一时间，浪花翻腾。24小时过去，它的点击数超过1万，跟帖超过200条（创深水区单日跟帖之最），同类主帖达20条，无可置疑地成为当日强国深入讨论区最热门话题。”昨日，该帖的点击数已接近2万。

　　在帖子的回复中，可以看出广大网友被樊纲和cfd的话惹怒了，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占据了绝对多数，“楼主也太低估国家决策者的智慧了，连兼听则明的道理都不懂”。

　　而少数支持的网友则认为，“此文揭露了网络的真相，我们不要被少数自称代表‘民意’的人蒙骗。”

　　男，汉族，1953年9月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言论左右公共政策”是个伪命题    

　　4月3日，知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某报论坛上称“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5日，一网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发表题为《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的帖子，赞成樊纲的观点。

　　该帖子一出，惹怒众多网友，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占了绝对多数。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其一，这个事件说明，网络上的言论力量的确是越来越强大，至少是吸引了樊纲这样的精英学者的注意；其二，通过对事件的解读，能够厘清网络言论的特点，弄清楚网络言论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樊纲以及他的支持者“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的观点，其实是个伪命题。

　　从网络言论角度看，网络言论影响力的增长是与互联网这个高科技产物本身的发展相联系在一起的。互联网在中国的逐渐普及，是近10年内的事情。而这个10年，也正是我们的国家走在文化更为开放多元、言论更为宽松的政治文明进程中。网络，作为一个新的媒介，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格局，拓宽了公民表达的通道。

　　熟悉网络论坛的人都知道，在大量的网上发言中，虽然许多是情绪化、口水化、愤青式的表达，但是夹杂在其中的，也确有一些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公民表达的素养得到了培育和锤炼，公民的声音得到了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言论有着不能被否认的价值，应当得到呵护。当然同时，也要意识到网络言论的局限性，比如上网人群的同质性，网友发言在逻辑层面还不够严谨，以及由于网友匿名发言造成的随意性，等等。

　　樊纲们之所以提出“左右论”，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公民政治素养的提高，对社会政策的参与意识也在增强。人们可以看到，每当一个关切到民生的具体政策出台，网络上总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意见当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政策制订者的思考。樊纲们担忧，这些意见，会不会因为其主动占据着道德的高地，而过多地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所以，樊纲们把网络言论与公共政策的制订联系在一起，并由此认定政策制订与舆论之间的关系，事情也因此变得有些牵强。

　　公共政策的制定，自有一套科学的、系统的方法。政策制定部门当然应参考民意，但决策者在了解民意时，可以参考各种声音，包括深入基层调查，也当然包括了解来自网络上的意见，还可以举办听证会的方式吸纳民意，以提高政策制订的质量。网络与公共政策的契合点仅仅在于，它是各种意见来源的通道之一。因此，网络上的言论，根本谈不上“左右”国家政策。如果一定要上升到“左右”的层面，不仅无意中放大了网络言论的力量，也低估了政府公务人员的能力和判断力。“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的观点，或有其良善的本意，但本质上却是无意义的，仅是一个伪命题而已。

　　樊纲是经济学家，不是政治学者，他在谈及非专业领域的话题时，表达上不尽妥当，似可理解。他提出“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实际上指的是由于目前上网人群身份的同质化，远不能代表更广义上的民意，因此，网友们在批判樊纲观点的时候，也应该看清这一点，而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樊纲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过渡经济学，曾主持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等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以及国际机构、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樊纲先生 此言差矣 

　　据4月12日的《信息时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于4月3日在某报的论坛上就网民与改革的问题发表看法，称“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近日，这个观点日渐成为议论的焦点。

　　樊纲先生认为，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能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有趣的是，4月12日《晶报》转引自新华网的报道称，“总书记总理也上网”！互联网已受到中南海高层的重视和肯定，成为沟通民意新窗口。除了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每天会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以供领导人参考。

　　樊纲先生的言论，听起来似乎非常理性，实则不然。樊先生认为，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么，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群体呢？据悉，目前中国网民已达1.37亿，占世界网民总量的13%。1亿多网民，包括上至总书记总理，下至普通百姓，这怎么特殊了？如果说特殊，也只能说是在意见的表达方面相对自由、充分、粗放一些而已，在表态的方式方面，更率真、自然一些罢了。至于樊纲先生说，“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那么，我倒是要问，农民、民工不上网，他们也不可能占据主流媒体的版面和银屏，这些年来，民意是如何表达的？是依赖樊先生这样的精英吗？改革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些人的利益，樊先生不会否认这一点吧，那么，樊先生们怎么不代表一下这种民意呢？恰恰相反，我们从网络上所反映出的民意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网民所表达的民意，恰恰是代表了底层百姓的意见和呼声，无论是反腐民意也好、寻求社会公正的民意也好，还是渴求和谐社会的民意也好，都是这些不上网的“农民、民工们”所想而不能表达的！无论是孙志刚事件，还是宝马撞人案，无论是非典事件，还是关于“新三座大山”，无不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呼声。网络传播方式为中国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舆论平台。在这一点，网络功不可没，网民们功不可没。

　　在当下的网络化世界，网络只是一个工具，网络所释放出来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放出来的民意和能量。网民们也是分三六九等的，这才有意见平台上的争论和辩驳。对事关利益分歧的事件，网友们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诸如资助贫困生的李瑞环、见义勇为的李学生、感动中国的殷雪梅们，网民们的意见则是惊人的统一，几乎没有任何“杂音”，这充分反映出了网民的理性！对这些民意，政府能够不察纳雅言吗？这种民意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严重的阶层断裂和利益失衡，因此，在出台一些重大政策时，势必会牵涉到各方权益，难免会出争论，网民们的意见恰恰可以为官方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但这也仅仅是参考而已，绝不会左右。如果说官方的决策是顺从了网民们的意见，政府的政策被网民们的意见所“左右”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不就是这样吗？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吗？但也请樊先生注意，在网络上反日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则保持了高度的理性，没有被“左右”，这也证明了政府决策层的清醒和理性。所以，樊先生实在是多虑了。

　　网民的意见是不是民意，不是网民自己声称的，而是由政府来考量和判断的，而政府是不是以网上的舆论来决定政策，这也不是一个拍脑袋的过程，而是有着一个严格的论证的过程，所以，先生此言差矣！我倒是觉得，政府部门，对待网络民意，更须以开放的姿态来察纳才对！因为网民是浮在网络上，借助网络来表达意见的公民！

欣闻网络舆论成“公开内参”

　　现在，除了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以“互联网舆情”形式提供给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

　　看到这则消息，作为一名经常对一些焦点事件发表自己看法的普通网民，我真是由衷地高兴。因为，在一些人眼里不以为然的网络留言，如今竟然引起了党政高层的重视，而且还上升到了“公开的内参”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广大网民应该为之额手称庆的好事情。

　　可是，网络舆论为何会成为“公开的内参”呢！在欣喜之余，我不断的思考着这样一个很自然想到的问题。现在就把自己的薄见全做抛砖引玉，略表一二。

　　网络舆论之所以成为“公开的内参”，原因之一是网络舆论更多反映的是百姓的“真知灼见”。由于互联网作为传媒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更多的百姓可以在上面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很少具有更多的顾虑，说的都是百姓心中的真话、实在话。因此，在网络中发表的留言，除了极少数不负责任的言词之外，绝大部分留言都是发自百姓心中的肺腑之言，具有极强的真实性。而政府高层了解政情民意，制定有效可行的政策，关键就是要能够听到百姓心中的真话、心里话。不然的话，制定出的政策就极可能成了“闭门造车”，又何谈用出台的政策来有的放矢的指导实践呢！前不久，媒体上不是还报道了吴仪副总理非常担忧到基层调研“最怕到基层听不到真话”的新闻吗？从这一点来说，网络舆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政府高层了解百姓说真话的有效渠道之一。

　　网络舆论之所以成为“公开的内参”，原因之二是网络舆论影响及作用日益显著。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我国网民已达1.11亿，占世界网民总量的11%，成为世界上一个庞大的网络群体。而以即时、互动为特点的网络传播方式，更为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舆论平台。比如，2003年湖北打工青年孙志刚因无“暂住证”在广东被“收容”致死，消息在网络上激起强烈讨论，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随之被废除，许多地方开始取消“暂住证”；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曝光，再次掀起一波网络舆论大潮，推动了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改革，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而从前两年北京大学生硫酸“泼熊”事件、教授“论文造假”事件到最近女青年“虐猫”录像事件等，均在网上引起强烈关注，进而延展到道德层面的反思和法律立法方面的讨论……种种事例表明，网络舆论已经成为民意表达的一个方便快捷的“舆论场”。

　　网络舆论之所以成为“公开的内参”，原因之三是党政高层所日益显现出的善于学习、与时俱进的执政智慧。目前，从中央部委到县级政府均建有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断提高。据悉，中纪委、公安部等党和政府部门也已开通专门网站，在互联网上搜集群众举报，实现与网民的互动。党政高层利用互联网促进民主，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可以说，互联网已经跨越了地域疆界，突破了组织界限，实现了党和政府与普通群众的直接沟通。这种互动，这种沟通，没有党政高层与时俱进的执政智慧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在为网络舆论成为“公开的内参”拍手叫好的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人们能够利用好这张“牌”，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多发表一些有见地的建议，少一些无谓的牢骚话，让网络舆论能够在更多的程度上对政府的执政起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