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调查显示，在各色人群中，安全感最差的是中等偏上收入的人群，安全感最高的是收入较低的人群，中等偏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安全感中等。
为什么陕西农民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会超过西安市民？为什么北京的民工比北京居民更感觉城市安全？怎么可能广州比成都还适宜居住啊？为什么收入较低的老年人比收入较高的中年人更有快乐感？也许这些问题本来不是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些读者甚至专家感到理解这些数据有困难，提出了一些议论，甚至怀疑到数据质量可能存在问题。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有以下几点：自利解读偏差。当我们用自己的生活视角去判定其他人的生活经验时，我们可能得到一个有偏差的判断。
比如不少调查显示，本来就有30%的城市居民反对解除禁放鞭炮的规定，另有32%的人支持解禁。如果你正好是属于那30%的人，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就可能无法理解另外32%的人为何支持；而如果你是一个舆论积极分子，你就可能把这种观点表达出来，形成公共声音，而如果另一立场者中缺少积极沟通者时，你的质疑的影响力就比你的意见的实际代表面要大。比如，年轻人在很多问题上和中老年人有广泛的意见差异，虽然他们的量远不如中老年人多，但是在BBS上发表意见的网民中多为积极的年轻人群体，他们对于某些整体意见形成的质疑就比他们实际代表的人群大得多。
社会期望落差。不同的人如果持有不同期望，对同一事物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甚至较低期望值的人对表现较差的事物，还会有比持有较高期望而对表现较好的事物有更高的正面评价。
在上海的温州投资者与国际投资者同时评价上海投资环境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同一个工业区都作出了不一样的评价。一个农民的收入上升水平在城里人看来是不起眼的，但这个农民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变动史比较就变得很起眼。一个生活优越的城市大学生，看一个在小矿窑里面挖煤，一月才挣800元的20岁农村青年感到不能理解，但是他可能告诉你，“在这里，我们是在摧残青春，但是在我的老家，我是在浪费青春”。我们在了解其他人的态度之前，一定要了解到这种基本态度、参照系和经验模式的区别，才能理解别人可能会和我们产生评价结论的差别。
社会关联差异。你要了解到一个高收入者最关注的问题与一个平民所关注问题的差别，你才能明白他们评价同一个社会所使用的标准是不同的，对同一个社会中他们重点考察的事物类型也是有不同的。收入相对高的中年居民更关注生活中多方面的现实负担，所以他们最缺乏快乐度；而最具个人历史纵向对比观（芝麻开花效应）的老者，与最具前瞻性（年少不识愁滋味）的少者，虽则收入不如中青年人高，而生活的快乐度反而会高得多。其实，像满意度、快乐度、安全感等类综合社会感受指标，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诸多因素的综合联系的结果，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些因素的主客观联结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别。
归因模式差别。针对同一个事物，人们对其成因的判断有差别，认识结果也就可能有差别。城市市民中仍有相当部分的人感到城市不安全因素的症结在于外来人口过多；而外来人口中则较少人赞同这一观点。陌生感本身就是不安全感的来由，本地居民对于周围有那么多外来的陌生人会有自然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会加强某些本地居民的隔离与封闭趋向，并支持对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群采取差异政策。但是作为结果，只要本地居民仍然保有对一个被区隔着的社会群体的歧视与异己心态，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全感。不相信民工有更安全感受的人可能没有像民工一样生活过———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周围这些外来务工经商的兄弟们我们很熟悉，都是靠辛苦打工刨食的人啊，就是真有人要偷要抢，也找不到我们头上来啊，我们这帮人能有多少油水呢？
生活价值分布的多元化。不是所有占据了某种幸运度的人，比如有钱人、海归、住在大城市与发达地区的人，一定同时据有所有其他代表正面的价值：美丽、幸福、快乐、满足、成就、安逸……在比较贫穷的家庭中，孩子的读书成绩可能更好；因为拥有很庞大成功的事业，但是可能很少体会到完全放松的悠闲；有人在城市里生活了一辈子，还从没有看到过只有在没有任何路灯的乡村才能见到的满天繁星。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些绝对性比较高的价值，比如社会地位、财富、领导力；但是也有一些相对性相当高的价值，比如快乐、浪漫、自在。你可以说，某某人是一个穷光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定不快乐。实际上今天很多城里人为农村人的诚恳与热情所感染，而不少富人真的非常羡慕许多偏远穷困地区人民常有的放松、诚实、惬意、满意的情绪。
舆论与民意的区别。大众媒体可以且实际上也能塑造部分公众对某些事物的某种感受，但这并不总是代表在公众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意思。比如，虽然现在国内媒体加强了对艾滋病知识的传播力度，但调查显示，在过去的3年中，中国城乡公众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并无显著改善；媒体虽然一向推崇我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但对于某些地方的民众来说，懒散悠闲才代表他们熟悉与感到舒服的生活方式。因为很多时候，公众生活模式很大程度上为历史习俗与习惯所决定，有的习惯了勤劳，有的习惯了懒散，有的习惯了出外赚钱，有的习惯了在家晒太阳。
群体利益表达能力差异。美国来福枪协会只有四百万会员，但是他们透过强势的社会动员工作，力图使决策者和其他人相信允许自由持枪，是有利公众利益和民众自我表现保护的良策。
在军工利益集团的支持下，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远大于规模达一亿之众的松散的反持枪民众全体。有时，基于自己经验和信息获得能力的限制、成见和利益代表的需要，人们对到底什么是真正代表民众意见、公众根本利益的东西存在不容讨论的歧见。比如在城市宜居条件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般性地评论定居条件者，会对城市的环境和交通因素给予的重视度很高（如果是这样，大连、厦门、威海的地位就更高），但如果是有实际购房考虑者，则对房子本身的增值价值及城市的商业发展因素考虑更多（如果是这样，北京、上海、广州的地位就会更高），而后者的意见表达能力要明显大于前者。
对专业调查方法与操作成本的理解差异。与欧美相比较，公众调查在中国获得的社会投资是微乎其微的。今日的民意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有社会公益意识的研究机构、媒体和政府部门的有限贡献，其所能投入的资源还远没有达到应付裕如的水平，这种状况就影响到了样本量、抽样方式和研究精度的控制。同时，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用一定方法针对一定数量的公众进行的随机和非随机的抽样调查，因此数据的获得、分析和解读是在这个技术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方面需要读者更加熟悉解读数据的技术方法，并意识到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是有限意义上的科学工作，另一方面要理解这主要是少数机构在有限条件下进行的公益工作，而不适于用过于宽泛的要求，进行超出相关方法所能实现的工作目标与任务的评论。
在我们提供完美解决方案的代价之前，提出完美的要求似乎正确但并不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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