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1000美元，被认为是一道“门槛”，跨入即意味着社会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和谐社会”。
积极听取民意，聆听民众呼声，各地纷纷建立民意调查中心，可以解读为上述理念指引下顺理成章的举措。
“偷得浮生半日闲”，于梁乃文而言，已是奢望。
“中心成立之后已经作了四个调查，第五个昨天刚启动。”梁乃文说。湖南省民意调查中心成立于2004年12月16日，至今不过一月有余，但一些政府部门委托它的调查课题已经安排不过来了。身为这一机构的负责人，梁和她的六个同事就不得不常常加班至深夜11点。
民意调查和民意调查机构，国人耳熟能详，却又鲜有机会亲身接触。然而，在2004年和2005年的交接之际，陆续有各地建立民调机构的消息传来——除了湖南，2004年11月1日，广西自治区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挂牌；2005年1月6日，福建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面世；而在刚刚结束的南京市“两会”上，该市官员向媒体透露，南京市的民意调查中心也在酝酿之中，2005年笃定成立。
有学者分析，当下各地纷纷成立民调机构，并非一时的巧合，背后有着更为宏大的背景，它表明政府将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民心，民意，民愿，在政府的执政理念中，亦将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民调机构的“出生潮”
在所有已知的新近成立的民调机构中，福建省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是最晚成立的一个，它的“出身简介”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宗旨——“反映主流民意、推动社会进步”。
成立时间虽短，但福建民意调查中心已经作了三项民意调查。其中一项是关于某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跟踪调查。与往年无异，该市政府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公告，“广而告之”市民2005年“为民办实事”的意见征集活动已经开始，希望市民把报纸剪下，将意见填好，再邮寄回政府部门。民意调查中心将要度算，这样的意见征集形式效果几何，究竟有多少市民将向政府提出意见。
在长沙，梁乃文和她的同事们也在进行着类似的操劳。他们对民众就央行加息的反应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87.5%的家庭认为此次加息对生活影响不大或者没有影响”，而在少量的反对者中，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占到了18.2%。
这些机构，甫一面世，就受到各界的追捧。最近一段时间，梁乃文被各地“闻风而来”的记者所追逐，而湖南各界也是一片喝彩，很多政府部门都主动与民意中心频频接洽，希望早日开展合作。
而在福建，媒体和社会的反应与湖南雷同，该省民调中心负责人孙建新说，“没想到社会反响会这么热烈”，还有民众亲自登门，欲睹民调机构的“庐山真面目”，更有人上门来“反映情况”。
人们的热情不难理解。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对外表示，成立民意调查中心，旨在“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倾听百姓疾苦”，“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湖南省省长周伯华曾赞誉说：“民意中心代表政府听取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意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的角色，就是担当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成立一个月时间，很多政府部门委托民意中心对其工作进行民意调查，由于人手还没全部到位，“已经积压了11个课题”。梁乃文说，“这是一项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2004年年底，民意中心对年初政府允诺的“为民办八件实事”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报告被“一字不改”地递呈给省领导和有关部门。有个排名在后的部门领导当天就跑到民意中心，他们调出访问时的电话录音，记录下民众不满的原因，回去后组织工作队，奔赴全省各地要求督改。20天后，应他们的要求，民意中心再次进行了调查，“民众的反应就好得多了”。
南京市尽管还没有成立民调机构，但政府已经看到了民意调查的力量。在今年“两会”召开之前，政府有关部门透过网络和问卷，发现市民反映最突出的是交通堵塞、房价增长过快等问题。于是，政府“对症下药”，会议期间特地为与会代表提供了两份参阅资料，里面记载了政府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据称，民意调查中市民所反映的问题，95%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体现。
尊重民意的力量
除了因新鲜而兴奋，人们更大的兴趣或许在于，各地近期先后设立民调机构，究竟是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抑或背后有一股更高的力量在推动？尽管没有一个权威的答案，但仔细梳理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变迁，似乎又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循。
成立于1988年、堪称国内同类机构的元老，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在编撰两份刊物——《民意参考》和《民意内参》，前者派发给各学术机构，后者用以上报广州市各党政领导。在这两本刊物的右上角，无一例外印有若干黑体字——“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摘自十六大报告”。
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毛寿龙教授认为，近期的民调机构“出生潮”，是执政党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下自然衍生出的一个具体举措。
200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学者们认为这是一道“门槛”——一旦跨入，即意味着社会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
当社会公正问题开始占据人们的主要视野，在不同利益势力的博弈中落于下风的群体，必然有了言说的冲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国家里，民众的情绪可能激化的风险，不得不认真对待。
从许多个案，有人找到了症结所在——我们的司法制度、社会保障、政府危机处理、新闻舆论监督等等，都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社会治理的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人们惟有寄希望于政府能及早预见危机的征候，从而准备有效的化解措施。
是闭目塞听，还是广开言路？“民意不可违”，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提出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和谐社会”。积极听取民意，聆听民众呼声，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今，各地纷纷建立民意调查中心，似乎可被解读为上述理念指引下顺理成章的一个举措。“民意的诉求对党政领导的决策，影响将更加直接。”马勇面对媒体的时候坦言。
渠道如何畅通
福建民意调查中心针对某市政府为民办实事活动的调查出来后，分析人员怎么也乐观不起来。
“我们访问了2000户，但知道政府在向市民征求意见的只有25%，通过看报纸得知的是18%，其余的都是听说。”该中心的一位分析员说，“最终提笔给政府提建议的只有1%！”
“说明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有待加强。”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以登报公告方式征求建议，效果并不理想。倘若没有这次调查，政府不但无法评估这种方式的有效性，而且这种做法极有可能会延续下去。民意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设计问卷时还多了个心眼，向市民询问他们所认可的征集方式。结果市民们的建议五花八门，听证会和座谈会成为很多人共同认可的方法。
上述结论佐证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的观点。他认为，执政党历来重视社情民意的搜集，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鼓励“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在其组织架构中也并不缺乏调查研究的队伍。但是，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我们的社会更趋多元，“原先的调查系统有点失效”。
“现在很多人出于政绩的考虑，把一些来自下面的有效信息都给筛选和屏蔽掉了，对决策有很大的误导。”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表示。
民意调查则作为一种全新的社情民意的传达机制，上述两位学者都认为，若希望提供真实有效的民意，其前提必须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免于来自权力的压力，方能确保信息不被筛选。
然而，是否“独立”，在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撑、国情特殊的中国，给个确切的定论并非易事。认识的不一致，造成机构的各自定位也有所区别。
湖南民调中心现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统计局的干部，梁乃文说民调中心的定位是统计局的下属机构，以往统计局的工作更加偏重于经济数据等“社情”指标的调查，而民意中心将会挑起考察“民意”的重担，换言之，此次设立民调中心更加贴切于一次内部的机构重设。
而孙建新则告诉记者，眼下的福建省民调中心惟有他一人是公务员编制，其余人员都是通过市场招聘而来，民调中心的运作将争取遵循“人员自聘、经费自筹、业务自理”的原则。因此，当有人登门“上访”时，孙的内心萌生了一丝忧虑：“我们将尽量淡化政府的色彩。”
不过，杨凤春的担忧或许道出了很多人的疑虑，如果民意调查机构被置于政府的体系之内，不排除某些领导会利用民调粉饰政绩。“这不单是假托民意，更是假托科学。数据往往更具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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